從來沒有人像這位仁兄這樣問我︰陸肆那天我在做甚麼？我覺得很新鮮，卻想也不想就可以回答。因為殘餘下來的記憶不多，眼前的憶念，清楚得很。陸肆那段時間，學校很不尋常，家裏也很不尋常，電視台也很不尋常。就說說學校吧，因為我有份經歷。那時候我小五，我記得我們同學都配戴上黑紗。我也很激動，聯同幾個同學去找黑紗，最後找到一些黑布。當時不明白，布不能充當紗，也罷了；最不可思議的是我在上面寫上了幾個字︰「鄧李楊下台」。現在回想可以肯定，當時自己是人做我做，人寫我寫的，只知道那三人是鎮壓示威者的涉事者，而到底他們有多錯，學運有多對，那時我是沒有準繩的。當時差不多人人在胸口前別上黑紗，老師也沒有干涉。黑紗上面寫甚麼的都有，大都對示威者表示哀悼，有些是咒罵，有些指名道姓，有些爭取同樣是一知半解的自由民主。我只有一兩塊小黑布，我見篇幅不多，便一次過扯那三位先生下台，省事。別在胸前，有種英雄感，也不知有何力量，總之當時人人都持這種態度，有點視死如歸。
後來，光明正大的事被家人發現，叫我不要這樣做……後面的記憶就模糊了。
爭取自由民主的意念由陸肆前已經有了，我記得初小時老師已教我們投票，有文章講少數服從多數的觀念；也有老師明言民主的好，這些不知道為甚麼我都記得。後來到中學也一直去做不同服務別人的事，最後在學生會裏更負責選舉委員會的主席；我想說的是，學校一直有培養我的民主、法治觀念。
關於陸肆，一直都有和家人鬧意見。有一次去完晚會回家，家父雷聲責備。我說悼念死難學生有甚麼不對。家父說︰要悼念在家裏悼念，用不着去撐支聯會的場。他這個觀念我是完全能聽明白，可是我完全不能苟同。我去悼念學生，和撐支聯會的場是完全沒關的，雖然彼此意念一致，參與晚會也有可能撐了一下下他們的場，但是在理念上，是沒有關係的。我在霸道的家教氛圍長大，所以從小也愛辯駁，這一下我耐不住，瘋狂地和家父吵起來，他以一貫的「聲比你大」的方式壓過來，哭是自必然的，因為實在委屈。最後他竟然說了不該說的話︰倘若你再去，以後就別回這個家。那一刻，我明白，是一些很原則很信仰很一輩子的問題。除了忍，不知道還可以做甚麼。平靜下來後，我跟自己說，家父一天在生，我就不去晚會。那是要平衡孝道和自己的理念。出席晚會，說到底是一種姿態，此刻無法擺出來，我就等；反正我的心意就是這樣，待這一代人過去後，我會再次站出來。我相信，國家需要正義的呼聲。這件事確實不正義，如果不堅持，未來國家的脊樑怎麼撐得直。
正如我希望日本政府在慰安婦倖存者還在生的時候做點事一樣，我希望當年的那一代人在自己還未過去的日子，為民族大義做點事。陸肆越晚平反，意義越小；很難想像一千年後若仍不平反，那時候有甚麼人會為這段歷史屈辱拼點甚麼，每年擺擺姿態、搞個臨時展覽，我想是有的，但是可能就是這樣。
